一份代签的上诉状,摆在山西高平法院“和·太行”释法明理中心的接待桌上。
递上诉状的是焦大爷。他的儿子小焦是一起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告人,两天前刚被判无罪。可焦大爷却急匆匆赶来,坚持要上诉。
判了无罪,为何还要上诉?
焦大爷的答案出乎意料:“判决我还没来得及细看,但上面写的事情,跟我向派出所说的不一样。”
他不是对无罪的结果不满,而是对判决书里那段自己证言的引述不放心——他觉得文书上写的,和他当时说的对不上。看不懂、拿不准,心里就不踏实,哪怕结果是无罪,也还是要上诉。
这个细节,恰恰戳中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:当事人上诉,有时并不是因为不服裁判结果,而是因为读不懂裁判文书、信不过文书里的表述。案子结了,但心结没解;程序走完了,矛盾却没有真正化解。
1、一个“跷跷板”背后的真问题
从2026年8月的司法审判数据看,晋城两级法院民事一审、刑事一审及二审服判息诉率均处于全国参考区间,一审裁判被改判发还率仅1.08%,提起再审率仅3.8%,均处于较低水平。但数据深处藏着一个“跷跷板”:民事二审服判息诉率82.49%,低于全国参考区间;行政二审服判息诉率35.29%,与全国参考区间差距更为明显。
“大量案件进入二审、再审程序,但真正被改判的极少。这说明什么?”晋城中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毕东说,“不少上诉、申诉案件本身并无改判空间,当事人上诉更多源于对裁判的不理解、不认同,而非裁判本身存在错误。案子结了,但事未了、心结未解。”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。一审裁判作出后,当事人往往对二审仍抱有“纠错期待”。然而二审以维持原判为绝对多数,当维持判决作出,当事人的沉没成本骤然升高——时间、精力、经济成本均已投入,结果却未如所愿,心理落差反而进一步放大。这种未被消解的不认同向下传导,正是再审申请率居高不下的深层原因。
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,要坚决防止“程序空转”,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。张军院长进一步指出,人民法院既要依法定分、更要做到止争,通过细致入微地释法说理,促进解“法结”更解“心结”。
2026年9月9日,晋城两级法院“和·太行”释法明理中心统一挂牌运行。名字里的“明”字,取自程颢在晋城“明德化民”的治政理念,也承载着一份朴素的期待——让当事人从“看过了”到“看懂了”,从“想不通”到“想通了”。
2、为什么是“释法明理”,不是“释法说理”?
一字之差,立意不同。
“释法说理”是裁判文书中已经完成的动作——法官在文书中围绕事实认定、证据采信、法律适用进行论证说理,把是非写清楚、把道理讲充分。这是审判职能本身的要求,也是法官作为释法明理第一责任人的核心体现。
而“释法明理”是裁判文书之外的延伸——当事人拿到文书后仍存有困惑,中心以面对面的方式,把文书中已经写明的道理再讲一遍、讲透一层。
“说理是法官的单向输出,明理是当事人的真正明白。”晋城中院党组副书记,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郝玉震说,“从‘我讲了’到‘你懂了’,工作标准更高一层。”
一个关键的制度设计随之而来:判后释法明理由中心专职团队独立承担,原则上不再要求承办法官参与面对面答疑。
为什么?败诉当事人往往对原审法官存有抵触情绪,由原审法官再次面对面说理,接受度反而较低。第三方力量以非法官身份介入,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形成“缓冲带”,更易让当事人冷静下来;同时以朴素、口语化的语言,把裁判文书中的论理规则和逻辑重新讲清楚。
在陵川法院,王天明院长作为释明法官,和承办法官张红军一道接待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。甲公司认为“两万七这个数判得不准”,乙公司拿着送货单追问“白纸黑字怎能否”。两位法官没有急着断谁对谁错,先起身给两只杯子续上了热茶。
“你说缺结算单,这个我理解。可送货单上都有你们的人签字,货确实收了,发票也开了。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走货、签收、付款——在法律上这就叫‘交易习惯’。”承办法官从法理上讲起。释明法官王天明接着说:“来回圪扯,有时间账、成本账、还有信誉账。别让这点尾款,把多年的合作路走窄了。”
茶水续过两回,还冒着热气。甲公司法务沉默了好一会儿,端起茶杯抿了一口:“两位法官,你们这么一讲,我们明白了。我们不上诉了,该履行的,我们回去就准备。”几天后,转账凭证送到法院,一万八千元,一分不少。
3、把“本可避免”的那一部分化解在判后
截至10月16日,全市法院释法明理中心共受理申请112件,成功促成22件案件当事人服判息诉、放弃上诉。民事二审服判息诉率从8月份的82.49%上升至84.87%,进入全国参考区间;行政二审服判息诉率从35.29%上升至52.83%,上升了17.54个百分点。
数据背后,是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困惑。
在高平,焦大爷的疑问直指判决书对其本人证言的引述。中心工作人员初审发现,焦大爷并非当事人本人,上诉状上的签字也是代签。中心没有简单拒绝,而是主动联系承办法官研判。承办法官把询问笔录和判决书一并调出,一条一条比对:“这是您当时签过字的询问笔录。判决书认定的事实,是综合全案证据作出的判断,不是只依据某一个人的陈述。”焦大爷看后沉默了一会儿:“也可能是我记岔了。”针对他“小焦没接触就不该赔钱”的疑问,承办法官从法理上讲起:“无接触不等于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判断标准不一样,不构成犯罪,不等于没有过错。”当天下午,焦大爷主动联系法院表示服判息诉。一份代签的上诉状,最终没有递出去。
在沁水,一家保险公司对判决结果不服,已提交上诉状。承办法官没有“一判了之”,而是依托释法明理中心主动启动判后释法明理,围绕事实认定、证据采信、法律适用进行深入解读,既讲清判决的法理依据,也客观分析上诉的诉讼成本、时间成本和败诉风险。最终,保险公司决定不再上诉,并于三日内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。一起可能进入二审的案件,在判后短时间内圆满化解。
在泽州,一名当事人对判决中利息计算方式存有疑问,本打算专程跑一趟原审法院。听说全市法院释法明理中心可以跨域申请,他便就近来到泽州法院。受理后,法院通过全市统一台账对接原审法院调取材料,次日安排专职人员释明,逐项解释利息计算的法律依据和计算标准。当事人听完后表示:“弄明白了,不上诉了。”
跨域释明,是中心的一项特色机制——晋城辖区任一基层法院审结的案件,当事人可就近选择全市任一基层法院申请释法明理,不受原审法院地域限制。对尚未生效的一审裁判文书,当事人可选择任一基层法院申请释明,但暂不向中级法院申请,避免“未审先判”的误解。
“跨域释明,解决的不是‘跑腿’问题,而是‘信任’问题。”晋城中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郭荣喜说,“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的释明天然存疑,异地法院以‘局外人’身份解读,反而更容易被接受。”
4、从“接住一个案子”到“治理一类问题”
在统一规程框架下,各基层法院因地制宜、各展所长,形成了从个案释明到源头治理的递进路径。
城区法院将释法明理向生效裁判申诉信访、执行异议环节延伸,对可能引发申诉、信访的案件主动靠前服务,对执行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先由释法明理团队开展释法疏导。运行以来,涉执行信访量同比下降12%。
阳城法院将释法明理与多元解纷深度融合,依托“夕阳红调解工作室”等力量,把本土“申明亭”息讼文化融入实践,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沁水法院的经验尤为值得关注。该院抓住了两个关键节点:案件宣判节点,在判决送达时同步发送《释法明理提示函》,主动告知当事人申请权利;当事人提起上诉节点,对已提交上诉状的案件不“一判了之”,主动启动判后释法明理。围绕这两个节点,该院建立了完善的释法明理工作台账和承办法官提示台账,形成了从受理、准备、释明到反馈的完整操作流程。中心运行以来,沁水法院受理42件、成功15件,受理量和成功率均居全市前列。
10月21日,临汾中院带队来晋城调研“和·太行”释法明理中心。翻看沁水法院的释法明理台账和承办法官提示台账后,临汾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郑艳燕说:“沁水的经验说明,释法明理不是没有抓手,关键是要抓住关键节点、建实工作台账、形成可操作的流程。”
基层有探索,中院有统筹。晋城中院则扮演全链条“质检员”的角色。中心运行以来,中院对已结上诉案件逐案回溯:联系当事人,核查一审是否发送过《释法明理提示函》、是否开展过释法明理,对开展过释明的进一步了解当事人是否接受。用上诉这个“结果端”倒查释法明理这个“过程端”,倒逼前端把工作做实,而不是停留在台账上。
从方案设计到落地运行,这项工作始终得到晋城中院党组和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程推动。 从个案释明到源头治理,从“接住一个案子”到“治理一类问题”,晋城法院释法明理工作正沿着“由浅入深、由点到面”的路径稳步推进。
5、当事人从心里放下了,这件事才算真正了了
回看那个“跷跷板”难题,晋城法院的探索给出了一种回答:二审服判息诉率从来不是二审法院一家的事,而是全链条释法明理叠加效应的结果。
一审判决作出后,释法明理中心即开展第一轮释明,即便当事人仍然选择上诉,释法明理所传递的法理逻辑和情理认同已经埋下“种子”;二审维持判决作出后,再进行第二轮释明,两次叠加,当事人对裁判的认知逐步深化,对立情绪逐步消解。
“释法明理的价值,不在于追求每一个案件都不上诉,而在于让当事人在每一个诉讼环节都有机会被倾听、被解释、被回应,使矛盾不至于在程序流转中层层累积、层层放大。”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说,“司法裁判的终局性,不仅取决于程序的完结,更取决于当事人情绪的真正消解——当事人从心里放下了,这件事才算真正了了。”
九百年前,程颢在晋城“明德化民”,留下“狱空者岁余”的治世佳话。九百年后,“和·太行”释法明理中心以“明德息讼”作答——释法以法律为依据,明理以道理说服人,明心以真情打动人。
从申明亭下“耆老理断、亭下说理”的乡治传统,到今日“和·太行”释法明理中心的专门阵地;从太行山间“以和止争”的千年文脉,到晋城两级法院“明德息讼”的当代实践——变的,是说理的方式;不变的,是把道理讲进人心里的那份执着。
来源: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