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干了活，却拿不到钱，这该去哪儿说理？”2026年3月，当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最后一笔调解款支付到位，来自河南、陕西、贵州、山西等地的30余名农民工，心头压了四年的石头终于落地。

时间回溯到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，他们在某建筑工地上捆扎钢筋、粉刷墙面，用双手筑起城市高楼。却没想到工程结束后，包工头王某却迟迟不肯结算工资，连张欠条都不愿打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得向当地人社局举报项目总承包单位某建筑公司。然而，即便人社局作出了责令支付的决定，建筑公司又一纸诉状将行政机关告上了法庭。万家灯火盼团圆时，这群背井离乡的劳动者，却因薪资被拖欠而愁眉不展、举步维艰。他们的诉求很简单：劳有所得，拿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。这不仅是几十个家庭的生计所系，更是法治社会不容失守的底线。

承办此案的钱玉霞法官，在二审开庭中敏锐地感觉到，这并非一起简单的欠薪纠纷——农民工与施工单位各执一词。建设工程领域层层转包、违法分包，加上实名制管理、打卡考勤流于形式，让农民工追薪陷入“举证难、周期长”的泥潭。本案中，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了杨某，杨某又转包给了包工头王某，层层转手中责任链条断裂。施工承包单位表示并不是不愿支付农民工工资，而是农民工举报的工资数额不属实，且找不到包工头，无法核对数额，案件一度陷入僵局。

面对双方截然不同的说法和几乎无从下手的乱账，钱玉霞明白，简单判决无法触及纠纷核心。她制作了一张特殊的表格，将36名农民工的姓名、诉求金额、目前状况逐一列出。表格上，她用不同符号标记：画“黑色问号”的是暂时完全联系不上、情况不明的工人；画“蓝色圆圈”的是已初步接触但争议较大、尚未谈妥的；而她最希望看到的，是代表已核对清楚并成功调解的“红色三角”。这张表，成了她的“作战图”和解纷“清单”，她的目标很明确：清除所有问号，转化所有圆圈，让“红三角”画满每一个名字后面。

调解从寻找核心人物包工头王某开始，但电话屡屡无人接听。钱玉霞没有放弃，整整一周，她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拨打那个号码。电话终于接通时，希望却再次落空。王某声称自己很少去工地，只委派了一名技术员管理，而这位技术员已在工程完工后病逝。关于工人的考勤、工作量，他一概不知。线索仿佛就此断了。那张表格上，大部分人的名字后面，还只能标着“黑色问号”。

关键人物缺位，钱玉霞迅速调整策略，决定背对背攻坚，从农民工和总包单位两头，逐一核对每一份工作量。然而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：30多名工人早已分散在全国各地，无法到庭。

“那我们就把法庭‘搬’到线上。”钱玉霞和团队采取了“线上+线下”联动模式。本地的，请到法院来当面核对；外地的，通过视频连线，一帧一帧地确认施工场景、一点一滴地回忆工作细节。近十轮反复沟通、核对，表格上的符号开始悄然变化：一些“黑色问号”在电话接通后变成了“蓝色圆圈”，一些“蓝色圆圈”在事实厘清、互谅互让后，变成了“红色三角”。

最艰难的调解，是对那位已故技术员薪资的确认。他的妻子从河南郑州赶来，一见法官，眼泪就簌簌落下。丈夫去世后，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，治病的花费掏空了家底，这笔拖欠的工资，是她和孩子能否过个好年的全部指望。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，调解终于达成。当她在调解协议上按下手印，并当天就收到了转账时，那张疲惫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光亮。

2026年，是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国家将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”、“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”置于突出位置。人民法院的工作，正需要将这样的宏观部署，转化为化解每一个具体纠纷的微观实践。钱玉霞深知，她笔下每一个“红三角”的完成，都是在为这份民生考卷填写答案。随着调解的深入，表格上的“红色三角”也越来越多。

2026年3月，春暖花开之时，表格上最后一栏标记也变成了“红色三角”。36名农民工，70余万元工资，全部调解并履行完毕。一周后，涉案建筑公司负责人送来了锦旗，坦言“这钱，我们出得心服口服”。纠纷实质化解后，人社局也依法作出结案处理，不再执行原行政处理决定，实现了案结事了政和。

从36个悬而未决的诉求，到36个圆满落地的“红三角”，这起案件生动诠释了在“十五五”新征程上，人民法院如何践行“听民声、护发展”——不仅在于判定是非，更在于用司法的匠心与温度，实质化解矛盾纠纷，温暖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身影，守护每一个平凡劳动者的奋斗与期盼。

来源：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